我始终认为人不可“藏”，文不可“白”的真言。人耿直，直来直去，三言两语，一个行动把话说明白了，把事做了。但写文章可不能这样，作品一白，让人一目了然，没有什么看头，缺少内涵。这样的作品一是编辑不愿发，二是读者不愿看，三是作者不愿写。人若藏着掖着就不好，处人费脑筋不值得，整天去拌心机，猜摸着办事，那不是个滋味儿。人学就是文学，一切有利人生的，有利于生存的东西，都是文字需要寻求的真理。我写小说、散文、评论文章，都讲究个“曲”字，文章要让人在前面看，想象着结局，如果与读者想的不一样，觉得这东西不一般，如果想到了那就是没什么意义，预料之中。读者有自己的观点，有自己的审美，一个人生活的环境不一样，感受就有所不一样，这就看各人的理解程度了。人字的重点就在这里。人生存离不开土地，水，与自然有关的或要改善的，文学就为了人的活动在写，写出酸甜苦辣，花样年华，五彩人生。
　　我写的小说《硬硬的糖葫芦》、《一片青花瓷》、《王二》等作品都做到了“曲”，糖葫芦，不可吃，只可看，用木头做的，漆上红漆，青花瓷的确是清中期的精品瓷器，见到真的东西，谁不想买，然而人家在田头塘边都撒上了青花瓷片，买主找到田地里的标本，再买青花瓷器，然而这是个圈套。《王二》是劳模，是全村人学习的榜样。然而他捐资建养老院，是为了挖一座古墓，在建造的房子里把古墓盗了。连工匠们都不知道，看起来做了件好事，其实在犯罪。象这样的小说好写，只要有个结尾就行了，写作上称逆反思维，写文章要找到文眼，然后顺藤摸瓜，这样做很顺手。写小说不难，难就难在精品上，象《老人与海》这样的小说不好写，海明威写出了一种民族精神，人与自然的勇敢搏斗，伟大的思想孕育了伟大的主题。《老人与海》用的是口语笔法，写的是心理活动，我尝试着写过，但总归没有海明威的味。写作手法可以借鉴，但是模仿不可，海明威就是海明威，我只能崇拜他，但是无论如何做不了他，散文和小说大同小异，《淮南牛肉汤》《鱼人王》、《小屋》、《伤痛》写的都是人文文化。让读者看到美无处不在，得到好的享受。散文其实不散，要抒发内心世界，挖掘人类的精神文明，焕发光辉的一面，是激励人、奋发图强的驱动器，散文没有这样内在一面，那就叫随笔了。随笔和散文的界限就在人文精神上，世界上最好的散文就在我们中国，中国是散文的故乡，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其实都是孕育散文的种子土壤，中国的散文最讲究韵律，这种韵律其实就是一种内涵，我敢讲小说好写，但不敢说散文怎么怎么样。
　　我不象专业作家，认门户。写小说就写小说，写散文就写散文，写评论就写评论，我什么都写，包括文学以外的书法绘画文章，简直是个“杂家”。我不是专业作家，虽然市作协吸收我为作家，省作协吸收我为散文家，我的生活来源不是靠稿酬，而是依靠我们的企业，我们的企业养育了我，我只有忠诚于它，尽责尽力尽心地工作，才能应有所得。我是个起重工，靠的是技术和体力，靠的是独挡一面的才能，干我这个行当不能马虎了事，物体吊在半空中，绝对没有返工的余地。要么安安全全，要么就是“起重无小事”，不是人就是设备，我的工作必需要认真严肃，就难了，那得心累体累，过度的劳累使我脚板胀痛，小腿肿胀，我理解我的工作，在二十八年的努力下，企业成就我一名技师。
　　在文字和起重这两个行当里，起重属于集体的，文字属于个人的。它只需个人的努力奋发就行，起重要有多人配合，群体的劳动，有胆识，有纪律，有计划，有步骤地进行。文学就随便了，想什么时候写都行，写不写也没有管没人问，它完全属于自己的，在文人圈子里，我说我是个起重技师，没人相信，在同事面前，我说我是个作家，散文家也没人相信，信不信并不重要，做人我不“藏”，但我不张扬，作文我不“白”，写出来的东西不会看到头就想到尾，总得有不可思议的地方，这就是人文精神的力量。我不同作家班里走出来的作家，文化水平高，写作有电脑，工作有办公室，我没有电脑，是因为我不会汉语拼音，我没有写字台是因为我对我家人说过，不是国家高级作家不享受写字台，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床上完成的，趴在床上写作写不长，时间长了人受不了，在单位，在家里都一样，夏天蚊帐放下来，没有蚊子咬，冬天盖着被子，不受冻，床和我的机缘太大，它帮助我攀登，它使我战胜困难，当我累了它恢复我的体力，挺起胸脯挑战自我，时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作家是经作品说话的，我每天上班十几个小时，累极了，一倒头就噜噜大睡，我总沉浸在矛盾中，干活重要的就是体力，创作要的是思维，在体力和思维的分配上要的是时间，如何解决这个矛盾，对我来说，是个大的主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