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往今来，人类文化，以价值取向定位，只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两大种。中华文明之所以优越，就因为两千五百多年前，《老子》明确提出了“道德”的概念，确立了崇德文化话语。但《老子》所言之“道德”，与今天使用的与“法律”相对而言的“道德”概念有所不同。今天所指“道德”，在古时属于“礼”的范畴。“道德”属于伦理范畴，但处于伦理的高端，“礼”则属于伦理的底线。今天通常认为“法律”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，其实“礼”（游戏规则）也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，只不过这是一种文化观念的底线。崇德文化之“德”，使用的是“道德”的古义，或谓“本意”。
　　“承认”与“尊重”是道德的基础
　　什么是《老子》所说的“道德”？
　　还真本《老子》第一篇德章〔王弼本第三十八章〕，一上来就开宗明义：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”
　　在同一章中，《老子》又说：“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”可见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流行“仁”“义”“礼”的话语，是政治话语也是价值话语。它们内容不尽相同，有一点是共同的，都是以个人（或者扩大的个人——家族）有所“得”为衡量标准的。而《老子》分别“上德”与“下德”的标尺，却是看他“不德”还是“不失德”。
　　所以，“道德”话语的价值取向与“仁”“义”“礼”话语的价值取向是相反的。“仁”“义”“礼”话语的价值取向，就是一般社会的功利价值取向，而“道德”话语的价值取向，是“只讲施与，不图回报”。
　　从“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”来看，他对政治的价值判断，来自“历记成败、存亡、祸福、古今之道”，是历史经验的总结，而不是想当然。
　　据文献与史料记载，若以政权性质来划分社会形态，中国先秦时期经历了推举制族盟社会、世袭制族盟社会、宗法制封建社会三个历史时期，秦朝的建立，标志中国从此进入宗法制集权社会。《老子》成书时代，正处于宗法制封建社会向宗法制集权社会过渡时期，而《老子》的政治理想是回复到推举制族盟社会。在《老子》的语汇里，道（上德）政、德政、仁政、义政、礼政，是和以上的社会形态相匹配的。在推举制族盟社会是道政，后期出现德政；世袭制族盟社会是德政与仁政；宗法制封建社会是仁政与义政，后期出现礼政，预示宗法制集权社会正在酝酿成熟。孔子倡导礼政，是不得已而为之，目的是对君主、权臣的权力有所约束，但正如《老子》预言的，礼政的结果必然是“上礼为之而莫之应，则攘臂而扔之”，导致力政（强权政治）。所以，《老子》说：“夫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”
　　推举制族盟社会时期，整个国家由各部族联盟组成，所谓“古之圣人，聚人而为家（氏族部落），聚家而为国（邦国，氏族部落联盟），聚国以为天下（氏族部落联盟的邦联）”。中央政权的首领是各部族首领公推的，所以说“天下为公”。这样公推产生的中央政权首领的角色定位主要是仲裁者与调解人，对其基本要求是公平、公正，这也是农耕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自然要求。一方面，联盟的扩大有利于在必要时调集更多人力抵御外敌入侵，对抗严重的自然灾害，与从事必要的工程，使整体利益最大化、危害最小化。另一方面，联盟的扩大，也必然带来内部矛盾的增多，一部分人对财富与权力的追逐，造成对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，这就需要有人出来作调解与仲裁。
　　农耕民族对首领的品质要求就是“德”。这与游牧民族对首领要求不同。游牧民族以战争为常态，要求首领首先是英勇善战、足智多谋的指挥官。而在今文《尚书》的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与《皋陶谟》等中可以看到，尧、舜、禹时代对君王的唯一要求就是“有德”。《老子》更把对“德”的认识提升了一层，提出“上德不德”。这个“道德”价值观的逻辑前提是“价值就是被承认”。“价值就是被承认”的观点，一般人还是容易接受的。《老子》从这一般人易于接受的逻辑前提推出结论：被尊重来自主动舍弃功利回报。
　　从崇德文化角度看，人类历史曾经也是合作关系，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起了纷争，以强凌弱，迷失于崇力文化，但社会、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日趋恶化开始使人警醒，这是对人性善的回归。中国古代有“性善论”与“性恶论”。最大的“善”行，就是“道德”，就是“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行”，不仅是“我追求自己的理想，同时尊重他人追求自己理想的权利”，而且是以帮助他人按天性实现理想作为自己的理想。“圣人恒无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；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。”这就是《老子》说的“以德治国”。 　
　　“崇德文化”因“价值尚同”而优越于“崇力文化”
　　崇德文化要求先公后私、大公无私；崇力文化追求为个人与利益小团体谋利。崇德文化是“无（超越）我”的文化，崇力文化是“有（执着）我”的文化。历史现象是复杂的，因此对一种历史现象是“崇德”还是“崇力”的判别也是复杂的。判别主要依据其价值观的本质属性，“价值多元”还是“价值尚同”，是“崇德文化”与“崇力文化”价值观的重要标志。
　　东方有崇德文化话语，也有崇力文化话语，西方亦复如是。从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知道：
　　崇德文化产生于农耕文化，崇力文化产生于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逐利文化，包括商旅文化、殖民文化与海盗文化。农耕文化是居民的文化，游牧文化是武士的文化。农耕文化以家庭、家族为社会细胞与系统，游牧文化以团队、集团为社会细胞与系统。农耕文化以亲情为人际关系的纽带，用礼义来规范；游牧文化以利益为人际关系的纽带，用契约来约束。农耕文化重历史传承，重在“久”；游牧文化重新奇开拓，重在“强”。农耕文化推崇圣人，游牧文化崇拜英雄。农耕文化是过日子的文化，重“和光同尘”、悦近来远，整体的安定、统一，以保持整体内部的多样性与发扬个性为前提；游牧文化是以战争为生活常态的文化，重竞争、征服，整体的效率、团结，以权威与实力为转移。农耕文化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。
　　农耕文化使社会生活稳定、持久，是由保持家庭、家族的传统来实现的。或者说，家庭、家族在这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。家庭、家族是农耕社会的基础。中华农耕文化主要的特色有两条：一，以祭祀保持道德精神的传承。二，以历史理性替代偶像崇拜。
　　崇德文化在世务方面表现为和谐理念、建设思维，崇力文化在世务方面表现为冲突理念、战争思维。和谐理念、建设思维同样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。
　　从以上简略的比较、分析可以看到，道德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基础。“道德”观念的价值取向就是普世性，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恶已；皆知善，斯不善矣”。“和其光，同其尘”，在发展方向上多样化并存，在基本游戏规则方面要求共同遵守。在“道德”价值的基础上，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、“智”、“信”、“廉”、“忠”、“孝”等价值才能被正确界定，不走极端。例如，《老子》提出“天地不仁”、“圣人不仁”，“仁者，爱人”，但“仁”如果演变为执政者对周围亲近的人的偏爱，那就不好了，所以要有所“仁”有所“不仁”。又如，形态的“强”、“大”、“上”，是一般人所喜欢、所追求的，而《老子》则提出要强者“守弱”，大者“唯小”，上者“处下”，无为而治，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“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”。真正具有普世性的价值，人们乐意遵守。因此，老庄之道、孔孟之道、教禅之道，尽管几千年来遭到百般歪曲、篡改、遮蔽、打压、妖魔化，却一直积淀在中国人的人格深层，成为中华民族青春常在的精神源泉。有学者说，你们说中华文化优秀，但优秀的都在书本里，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中华文化都是很糟糕的。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不错的，也是很沉痛的话，但是浅见。汶川大地震，中国人整体人性大爆发，就可以证明，中华优秀文化不仅留存在书本上，更积蓄在中国人的血液里。感受到这种爆发，也深为之感动的中国人，昨天还可能为弥漫中国的道德沦丧、世风日下而唉声叹气、痛心疾首；时过境迁，又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怨天尤人、灰心丧气的心理状态中。对伦理道德现状的不满，正说明心头有杆崇德文化的秤。所以，中国的有志、有识之士的责任，就是把潜意识层面上的崇德文化，提升到显意识层面上，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自觉意识。中华崇德文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具生命力的文化，崇德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——生命哲学是最高明的哲学；崇德文化是当今中国与世界解决危机、走出险境的最有效的法宝。中华民族文化积淀了崇德文化丰厚的思想资源，保存了崇德文化圣火的火种，积累了丰富的弘扬崇德文化的正面经验，与离弃崇德文化的反面教训，有责任、有义务、有得天独厚的条件，向全人类奉献这份无上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当然首先要把中国的事情搞好，把中国的人文环境搞好，唯有这样，才能担当得起历史赋予我们民族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。